沈炼

严嵩，字惟中，号介溪，又号勉庵，明成化十六年（公元 1480 年）生于江西袁州府分宜县（今江西省新余市分宜县）介桥村。祖父严骥、父亲严淮虽然都是布衣百姓，但在明代江西习儒之风颇为盛行的背景下，严嵩又是长房长孙，自出生时起，就被严家寄以光宗耀祖的厚望。严嵩自幼聪颖，虽然严氏家境并不富裕，但其父严淮倾其所有供他读书。经过多年苦读，严嵩终于在明弘治十八年（公元 1505 年）考中进士，并随之以《雨后观芍药诗》入选翰 林院为庶吉士（明制，选新进士中擅长文学与书法者担任庶吉士，继续学习，并练习政事），这年严嵩刚刚二十六岁。明正德二年（公元 1507 年），严嵩庶吉士结业，被授为翰林院编修。他终于实现了父祖的夙愿，跻身于翰林之列，找到了晋升的阶梯。在正德三年三月和次年夏天，因祖父和母亲相继去世，严嵩不得不回乡守制，中断了官场生涯。在分宜城南之钤山，读书八年，诗文峻洁，声名始著。按照封建礼制，子孙守制三年即可（实际不足三年，仅二十七个月），而严嵩却在家一呆就是八年，这与正德年间特殊的政治环境是有关的。

明武宗朱厚照好逸乐，建豹房，游宣府，终日为所欲为，纵情享乐，是个典型的荒嬉无道的皇帝。武宗的荒政，给宦官刘瑾提供了擅权之机，使得明代正德年间的宦官之祸愈演愈烈，许多忠直之士都受到各种不同程度的打击和迫害。作为新科翰林，如果他与阉党抗衡，无异于螳臂当车，自取灭亡。如果出仕，则必须投靠阉党，而这是为读书人所不齿的。

严嵩退隐钤山（今江西省新余市分宜县钤山），也与明代的党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。其时当权的宦官刘瑾是陕西人，阁臣焦芳是河南人，因此，他们提拔、引用的大批官员都是北方人。朝廷中是北人的天下，南方人大多受到打击和排挤。尤其是阁臣焦芳，对江西人格外排挤。原来，焦芳曾为侍讲九年，后迁学士时，因人品不佳，遭到江西人詹事彭华的讽刺：“焦芳也做了学士吗？”焦芳遂对江西人恨之入骨，曾公然宣称：“他日毋得滥用江西人。”严嵩籍系江西，而且位卑权小，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，丝毫没有他能施展才智的机会。正因如此，严嵩才审时度势，借丁忧之机，托词称病。

在此期间，严嵩“锐意名山大川，览胜寻幽，著述日富”。严嵩在文学方面颇有造诣，其诗文有清雅之名。时人李梦阳曾说：“如今词章之学，翰林诸公，严惟中为最。”何良俊称：“严介老之诗，秀丽清警，近代名家，鲜有能出其右者。”

在归隐期间，严嵩还广结名流，跟李梦阳、王守仁、何景明、王廷相等人都有交往。这些人不仅学问渊博，而且还都曾是敢与阉党作斗争的仁人志士，颇有名望。严嵩与他们把酒论诗，剖经析义，既提高了自身的文学声望，也扩大了社会影响。正德七年（公元 1512 年），严嵩还应江西行中书省袁州府（今江西省新余市）太守之请，修《袁州府志》。严嵩经过三年努力，于正德九年（公元 1514 年）将《袁州府志》纂修完毕。该志体例颇有独到之处，严嵩因之声望日隆。

避居钤山，严嵩能够明哲保身，远离政治斗争。在此期间，严嵩潜心读书，埋头诗作，其文学素养大为长进，这对他复出后能够纵横官场、诗文奏对 得到皇帝欢心大有裨益。同时，严嵩通过八年的韬光养晦，也为自己赢得了清誉，此时的他已不再只是个新科进士，而是具有很高文学声望和社会影响力的人物。这为他重返仕途积累了充足的资本。正德十年（公元 1515 年）年底，严嵩奉旨准备还朝。

正德十一年（公元 1516 年）三月，严嵩正式应诏复职，启程赴京，重返仕途。

正德十六年（公元 1521 年），武宗朱厚照驾崩，他的堂弟朱厚熜继承皇位，即世宗皇帝。小皇帝继位时年方十五岁，却城府很深，非常有主见。他为了追封自己的亲生父母，与廷臣们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的“大礼议”之争。这场争论历时二十多年，是明朝历史上的大事，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罕见的。“礼议”之争的实质，首先在于明世宗以藩王入继大统，追封没有做过皇帝的兴献王为皇帝，目的是维护自己继承皇位的合法性，表明他的皇位不是继承其堂兄武宗，而是来自他父亲这一脉的血缘关系，也就是直接上承他的祖父孝宗。其次，这也是明世宗与前朝老臣之间的一场权力斗争。明世宗借“礼议”之争，把杨廷和等迎立有功的前朝辅臣清理出朝廷，以免出现日后他们恃功自傲的局面。严嵩是“礼议”之争中的少数几个受惠者之一。

严嵩自正德十一年重返仕途后，进侍讲，（《明史》卷七十二《职官志》洪武十五年仿宋制，置华盖殿、武英殿、文渊阁、东阁诸大学士，入内阁者皆编、检、讲读之官），署南京翰林院事，召为国子祭酒。嘉靖七年（公元 1528年），迁南京礼部右侍郎，奉命祭告显陵，归而极言祥瑞，明世宗朱厚熜十分欣喜，遂升迁其为吏部左侍郎，进而成为南京礼部尚书。嘉靖十二年，严嵩以贺“万寿节”至京师。当时正值朝廷商议重修《宋史》，遂留京以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衔主持其事。他善伺帝意，以醮祀青词，取得宠信，加为太子太保。在“大礼议”之争最激烈的前期，严嵩没有卷进这场斗争的漩涡中，得以自保。而在礼议之争后期发生的一件事情中，严嵩善于观察政治风向，及时地把握住了机会，开始得到明世宗的青睐。11

在嘉靖十七年（公元 1538 年）六月，明世宗欲让生父献皇帝称宗入太庙，命下礼部集议。这时任礼部尚书的严嵩是躲不过去的了。这是个棘手的差事：顺从皇帝，立刻就会招来骂名；按照惯例来秉公办理，自己乌纱帽难保。经过一番思前想后、仔细斟酌，严嵩最后写了一份模棱两可的奏疏交给皇上。明世宗对他的骑墙态度非常不满，亲书《明堂或问》，警示廷臣，言语犀利，坚决表示要让其父献皇帝称宗入庙。这对严嵩刺激很大，他惶恐不安，生怕皇帝怪罪。于是，严嵩尽改前说，完全顺从皇帝的意思，为明世宗的生父献皇帝祔太庙配享安排了隆重的礼仪，并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，在祭祀礼毕 后，写了《庆云颂》和《大礼告成颂》，文笔绝佳，很得皇帝赏识。这件事在严嵩的宦海生涯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，成为他政治命运的转折点。严嵩终于帮明世宗实现了生父称宗入庙的心愿。明世宗在“礼议”之争中取得最后的胜利，严嵩功不可没。从此，严嵩平步青云。而在这件事上，严嵩也接受了教训———从此，他对明世宗言听计从，走上了“柔媚之臣”的道路。因此君相之间“如鱼得水”。皇帝把严嵩视为心腹，威权震慑；严嵩把皇帝当作护身符，权势显赫。严嵩大权在握，擅权乱政、结党营私、贪赃枉法，无所不为。他的儿子严世蕃代行父权，俨然一个“小丞相”。严氏父子把持朝廷，政坛一派乌烟瘴气。

明世宗热衷于炼丹制药和祈求长生，将主要精力放在了玄修上。在那些看似神秘的仪式中，他经常需要撰写一些焚化祭天的青词，（所谓青词，就是道教斋醮时上奏天帝所用的表章，因用朱笔写在青藤纸上，故名。）这是一种赋体文章，需要以极其华丽的文笔表达出皇帝对天帝的敬意和求仙的诚意。严嵩文笔颇佳，所作青词无不合乎明世宗之意，因而找到了一条升官的捷径。嘉靖十八年（公元 1539 年）正月，皇帝举行“尊天重典”，礼部尚书严嵩尽职尽责，作青词颂德，被特加太子太保。当时，夏言与严嵩“俱以青词得幸”，时人讥为“青词宰相”。

沈炼对严嵩父子的所作所为深恶痛绝，但一个小小的锦衣卫经历又能怎样；然而，出淤泥而不染却是可以做到的。

沈炼任锦衣卫经历任上的长官是锦衣卫帅陆炳，当时，陆炳和严嵩父子关系很好。陆炳（1510～1560 年），字文明，平湖人。祖父陆墀以军籍隶属锦衣卫，祖父死，父陆松袭职。其母为明世宗朱厚熜乳母，陆炳幼小随母出入宫禁。年稍长，武健沉鸷。明嘉靖十一年（公元 1532 年）中武进士，授锦衣卫副千户，父死后袭指挥佥事，（《明史》卷七十二《职官志》载：都指挥使司是省一级“三司”之一，设都指挥使一人，都指挥同知二人，都指挥佥事四人，还根据需要设置若干僚佐胥吏。）后进都指挥佥事，掌镇抚司。嘉靖十八年（公元 1539 年），陆炳随帝南巡至卫辉（今河南汲县），晚上行宫失火，冒烈焰背负世宗脱险，自此得世宗宠幸，提拔为都指挥同知，掌锦衣卫事。不久，又升都督同知。后陆炳因揭发大将军仇鸾虚报战功、阴谋不轨有功，晋官至太子太保兼少傅。嘉靖三十九年卒，谥武惠，赠忠诚伯。隆庆初年，陆炳被御史弹劾，追论陆炳之罪，削秩并籍没家产，罢免其子陆绎及弟陆炜的官职。《明史》有传。

陆炳善待沈炼，对他很不错，常常带他到严世蕃家去喝酒。随陆炳到严家多了以后，对严家的了解也多了；看见严家如此赃秽狼藉，心中很是愤怒。沈炼不吃这一套。他痛恨严嵩父子为非作歹、祸国殃民，“时时扼腕”。

有一日在公宴上，严世蕃呈倨傲之状，饮至中间，严世蕃狂呼乱叫，旁若无人，要来巨觥飞酒，饮不尽者罚之。这巨觥约容酒斗余，两旁坐的客人都畏惧严世蕃威势，没人敢不吃。只有一个马给事（皇帝身边的近侍），天生从不饮酒，严世蕃故意将巨觥飞到他面前。马给事再三告免，严世蕃仍旧不依。马给事略沾唇，便脸色发红，眉头打结，愁苦不胜。严世蕃就亲自走下席，手揪住他的耳朵，拿起巨觥灌他。那马给事出于无奈，闷着气，一连几口吸气，不喝也罢，刚喝几口下肚，便觉得天在下，地在上，墙壁都团团转动，头重脚轻，晕头转向，站立不稳。严世蕃拍手呵呵大笑。

沈炼见了突生一肚子不平之气，忽然拂袖而起，把那只巨觥抢在手中，斟得满满的，走到严世蕃面前，说道：“马司谏承老先生赐酒，已沾醉不能为礼。下官代他酬老先生一杯。”严世蕃愕然，刚想举手推辞就只见沈炼声色俱厉道：“这杯别人可以吃，你也要吃。别人怕着你，我沈炼不怕你！”也揪了严世蕃的耳朵把酒灌进去。严世蕃被迫一饮而尽。沈炼才把杯丢掷在桌上，像没事人一样拍手呵呵大笑。吓得旁边众官员面如土色，一个个低着头，不敢作声。严世蕃假装醉了，就先走了。

沈炼也不送，坐在椅上叹：“咳，‘汉贼不两立’！‘汉贼不两立’！”一连念了七八句。这句话也是《出师表》上的话，他把严家父子比作曹操父子。旁边众人恐怕严世蕃听见，都替他捏两把汗。沈炼全然不以为意，又取酒连饮几杯，尽醉才罢。

嘉靖三十年（公元 1551 年），时有俺答率众到京，沿途大掠，致书明世宗要求朝贡，言辞多有傲慢，语多恫吓。朝廷各官瞠目结舌，不敢发言。大将军仇鸾，本来就畏惧俺答，主意全无。忽有一人高声道：“我意主战，不必言和。”此人乃是国子监司业（据《明史选举志》中记：司业，正五品。）赵贞吉。当赵贞吉主战时，在一旁的廷臣都袖手旁观，不敢附和；只有一个小小官吏，位列最卑，当场却高声道：“赵大人所言极是。”吏部尚书夏邦谟，张目注视道：“你是何等官儿，在此高论？”那人立即就应声道：“难道你不认识我锦衣卫经历沈炼吗？你们这些所谓的大臣，没有好建议要说，小臣我不得不说。我恨国家无人，致寇猖獗。如果以万骑军队保护陵寝，万骑军队保护通州军饷，再合勤王军十余万，打击俺答，定可得胜，为什么屡议不决呢？”夏邦谟道：“你就自己去奏闻皇上，我们恰恰是无才无能之辈，你也不必和我们空说。”沈炼更加愤愤不平，竟拜表上陈己见，然而明世宗全然不理。沈炼闷闷不乐， 纵酒佯狂。

明朝北部边疆的民族关系，是嘉靖朝最感棘手的问题之一。明世宗嘉靖初，蒙古草原各部分化为三支大的部落，以吉囊为首的部落驻牧于今内蒙古河套地区，靠近陕北；以俺答为首领的土默特部落驻牧于今内蒙古中部地区，与山西北部毗邻；以老把都为首的部落驻牧于今内蒙古东部，靠近河北北部。三部各拥众数十万，经常寇掠陕、晋、冀等地，成为明朝边防的重大忧患之一。明朝边将往往不能抵御。

明中叶的国防重心一直是北部边疆，明朝的北部边疆基本以绵延数千里的长城为界，长城沿线的重要边镇已经形成边境九个固定的防御重镇，称为九边。九边，即辽东、蓟州、宣府、大同、榆林、宁夏、甘肃、固原、太原诸镇。九边中，设立在辽东、蓟州、延绥和宁夏的边镇战略地位最为重要，监督长城的固定区段，而其他几个边镇则行使它们地区的都指挥使司职能。事实上，明朝在北部边疆已经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战略防御体系，这个防御体系以北京为国家级战略中心，以九边为区域军防中心，以卫和所为军防点，以长城作为巨大的工事和屏障，组成了由点及面的一个防御网络。这种防御体系的缺点也是明显的，由于战线过长，兵力过于分散，长城某些局部区段易被异族突破。如瓦喇、俺答都曾从古北口突破长城防线而大举进犯北京。

尽管如此，明中期的北部边防在战略上总体处于防御和进攻相结合的态势，这方面主要表现在修筑长城，稳固边防重镇为主，又间或辅之以远征、进剿。明朝中叶，北部以鞑靼和瓦喇为主的外敌进犯主要以掳掠、骚扰为主，并未形成致命的威胁。

早在嘉靖初年俺答曾多次向明朝提出“朝贡”、“互市”，均被拒绝。由于要求没有得到满足，俺答遂于嘉靖二十九年（公元 1550 年），率领蒙古骑兵从河套出发，绕过山西大同，从长城古北口进犯北京。在北京周边地区大肆掳掠了一个月，在十万明军面前，又一次从容地越过古北口扬长而去。这次俺答进逼北京的事件因发生在庚戌年，所以史称庚戌之变。

这是一场异常荒唐的边境战事，明军几乎没有抵抗，俺答军也不进攻，只是大摇大摆地骚扰掳掠。因此双方之间没有发生什么具备一定规模的战斗，双方的主力都没有受到损失。《明史》记载当时的“战绩”为：大同游击王禄战怀来，斩十七级，获马十二匹。山西游击柴缙战昌平，夺还被掳男女二百四十二人。都督仇聚战海店，生擒四人。正应了那句歇后语，“搭戏台，卖螃蟹，买卖不大，动静不小”，令人徒为明朝饱受羞辱而不平，又为战况荒唐而啼笑皆非。

当时的首辅严嵩在蒙古铁骑兵临城下时，命令兵部“戒勿轻战”。“不可 轻战”是严嵩在边事问题上的一贯主张。严嵩曾上书嘉靖皇帝说“臣以为虏寇不足患，惟中国久安，武备久弛，将领非人，兵力单弱，粮饷缺乏，边围空虚而民不见征，法令不严而将帅不肯用命，功过不明而上下相为欺蔽，使虏得以窥我虚实，此深可患者也”。似乎也有一定道理。

俺答汗退兵后，依据协议，于十二月遣使至宣府大同，请求通贡。次年三月，又遣使脱脱至宣府，留下人质，求通贡市。这就是俺答封贡事件。

俺答封贡时宣大总督苏祐上奏说，蒙古使臣称：愿以宣大陕西各边地通行开立马市，买卖骡马牛羊。他建言在宣大、延绥、宁夏等地开市，以布帛米粮交换牛羊骡马。世宗为避免“临城胁贡”之耻，采苏祐之议，先在大同边外开设马市。宣府、延绥、宁夏诸镇也准许开市，每年两次。入贡事容后再议。四月间，大同马市以布缎等换马两千七百余匹。俺答贡马谢恩，朝廷回赐丝衣金带。俺答虽然尚无进贡使团，但事实上已恢复了贡赐交易。宣府和陕西开市，也都购马数千匹，边境出现安定和繁荣的局面。但是，一年之后，嘉靖三十一年（公元 1552 年）初，俺答部下军兵又在大同边境侵扰。巡按御史李逢时上疏说：“俺答敢于岁初拥众入犯，可见马市之羁縻难恃。今日之计，惟大集兵马，一意讨伐。”（《明史纪事本末》卷六十）二月，俺答军攻掠怀仁而去。三月，世宗下诏，停罢马市。边境战事又起。四月，明平虏大将军仇鸾领兵出塞，在威宁海袭击俺答，败阵而回。兀良哈三卫撤去边卫，俺答入境至宁远掳掠。明备御官王相战死。从此以后，俺答连年在边地攻掠。嘉靖三十二年（公元 1553 年）春，俺答进犯宣府和延绥；夏，犯甘肃和大同；秋，俺答大举攻掠浑源、灵丘、广昌，插箭峪、浮图峪等地，遇雨退去；不久，又以万骑入大同，纵掠至八角堡。次年春，俺答入宣府柴沟堡；夏，犯宁夏；秋，攻蓟镇边墙，百道并进，明京城戒严。嘉靖三十四年，俺答数犯宣、蓟，参将赵倾葵等战死。三十五年，俺答三万骑犯宣府。三十六年，俺答二万骑分掠大同边。三十八年，俺答入蓟镇潘家口。三十九年攻掠大同、延绥、蓟、辽诸边。四十二年春，俺答入宣府滴水崖，被大同总兵刘汉打退；冬季又大举攻掠顺义、三河，京师戒严。12

早在嘉靖二十九年（公元 1550 年）时，俺答朝贡通市的要求就被当时朝中一干腐儒以“虏情多诈”和“其请贡不可信”为由，强烈反对接受俺答朝贡和互通贸易，从而导致了边境连年兵祸。在隆庆之前，拒绝封贡互市的意见完全占了上风。俺答封贡时王崇古在上疏中就曾提到早年的朝议：“先帝既诛仇鸾，制复言开市者斩。边臣何敢故违禁旨，自陷重辟。”（《明史》卷二百二十二） 可见嘉靖年间的朝廷舆论环境完全在主战和反对封贡互市这一方。

嘉靖三十（公元 1551 年），沈炼挺身而出，以为“庚戌之变”的城下之盟是奇耻大辱，“出位”（超越职位）弹劾严嵩。

这一日，沈炼到尚宝丞张逊业处饮酒，两人彼此纵论国事。谈到严嵩，沈炼停杯痛骂，痛哭流涕。当晚回到住处，仍余恨未平，慨然叹息说：“从古到今，谁人不死？今日大奸当国，正是忠臣拼死尽言的时候，我何不上书痛劾？就是致死，也甘心情愿。”

主意已定，就细细地磨墨伸展毛笔，奏疏题目直截了当———《早正奸臣误国以决征虏大策》，矛头直指严嵩、严世蕃父子。缮写奏章道：昨岁俺答犯顺，陛下欲乘时北伐，此正文武群臣，所共当戮力者也。然制敌必先庙算，庙算必当为天下除奸邪，然后外寇可平。今虏寇（指蒙古）之来者，三尺童子皆知严嵩父子之所致也，当此危急关头，必须清除严嵩父子奸党，激发忠义，才可以化险为夷……他在奏疏中揭发严嵩父子十大罪状，概括起来就是三点：专擅朝政、贪赃枉法、结党营私。（今大学士严嵩，当主忧臣辱之时，不闻延访贤豪，咨询方略，惟与子世蕃，规图自便，忠谋则多方沮之，谄谀则曲意引之，索贿鬻官，沽恩结客，朝廷赏一人，则曰由我赏之，罚一人，则曰由我罚之，人皆伺严氏之爱恶，而不知朝廷之恩威，尚忍言哉！姑举其罪之大者言之：纳将帅之贿，以启边陲之衅，一也；受诸王馈遗，每事隐为之地，二也；揽御史之权，虽州县小吏，亦皆货取，致官方大坏，三也；索抚按之岁例，致有司递相承奉，而闾阎之财日削，四也；隐制谏官，俾不敢直言，五也；嫉贤妒能，一忤其意，必致之死，六也；纵子受贿，敛怨天下，七也；运财还家，月无虚日，致道途驿骚，八也；久居政府，擅权害政，九也；不能协谋天讨，上贻君父忧，十也。）明知臣言一出，结怨权奸，必无幸事，但与其纵奸误国，毋宁效死全忠。今日诛嵩以谢天下，明日戮臣以谢嵩，臣虽死无余恨矣。

写到这里，读了一遍，又自念道：“夏邦谟恰也可恶，索性连他一起劾奏。”遂又续写数语，说吏部尚书夏邦谟巴结奉承行贿受贿等，并请治罪等情况。第二天就呈给了皇上。皇帝接到这份奏疏，命内阁大学士李本代他起批示（当时叫做“票拟”）。李本慑于严嵩的威权，不敢自作主张，便向严世蕃征求意见。向被弹劾者透露弹劾内容，并且征求处理意见，看来十分荒唐，却又在情理之中，因为他们原本就是沆瀣一气的同党。一个锦衣卫经历，居然想参劾大学士及吏部尚书，任你笔挟龙蛇，口吐烟云，也是没有效力。严世蕃与严嵩义子赵文华一起炮制了“票拟”，李本全文照抄。这份皇帝圣旨传达的恰恰是严嵩父子的旨意，结果是可想而知的。“圣旨”指责沈炼超越本职权限（即所谓“出位”），“恣肆狂言，诬蔑诽谤排陷大臣”，沽名钓誉，希图博取“直名”。是非颠倒，严嵩父子安然无恙，沈炼却遭到严惩。着锦衣卫重 打一百，捶打数十，贬职流放到保安州（今河北涿鹿、宣化一带）。严世蕃又差人吩咐锦衣卫官校，定要将沈炼打死。

所幸的是执行官正是陆炳，他是个有主意的人，平时又敬重沈炼的节气，况且沈炼又是他相处得好的下属，因此反而更加周全照应，让执杖人打个出头棍，不怎么厉害地伤着沈炼。

几乎同时刑部郎中徐学诗，南京御史王宗茂，先后弹劾严嵩，一同得罪。学诗削籍，宗茂贬官。还有叶经、谢瑜、陈绍，与学诗同里同官，都因弹劾严嵩而遭到谪贬，时称为上虞四谏官。此外所有忤逆严嵩的官员，都在京察大计（官员考核）时，尽行贬斥，真个是一网打尽，没有一人遗留。六年后，严嵩父子指使宣大总督杨顺无端捏造“谋叛”罪，处死沈炼，并罪及其子。严嵩以这样的手段向人们显示，要想扳倒他的人绝没有好下场。

然而正直官员并没有被吓倒。被誉为明代第一直谏之臣的杨继盛也因弹劾严嵩而获罪。嘉靖三十二年（公元 1553 年），时任兵部员外郎的杨继盛上《请诛贼臣疏》，疏弹劾严嵩十大罪状：坏祖宗之成法、窃人主之大权、掩君上之治功、纵奸子之僭窃、冒朝廷之军功、引悖逆之奸臣、误国家之军机、专黜陟之大柄、失天下之人心、坏天下之风俗。他还指责严嵩“五奸”：皇上的左右都是严嵩的间谍，皇上的言官都是严嵩的鹰犬，皇上的爪牙都是严嵩的党羽，皇上的耳目都是严嵩的奴仆，皇上的臣工都是严嵩的心腹。杨继盛的弹劾较之沈炼，更加深刻，直指要害，言辞也更加尖锐。以其中任何一条，都可以置严嵩于死地。但是，在当时皇帝宠信严嵩的形势下，弹劾严嵩的胜算几乎等于零。杨继盛并非不知，因此他是冒死谏诤，宁愿以自己的死来营造一种扳倒严嵩的舆论。结局早就定了。何况杨继盛书生气太盛，揭露严嵩祸国殃民的真实面目。在奏章的最后，杨继盛恳求皇帝“听臣之言，察嵩之奸”。疏中所奏严嵩的罪状，严嵩无法抵赖，但严嵩毕竟老谋深算，他抓住杨继盛疏中“或问二王（裕王、景王），令其面陈嵩恶”这句话，亲自出马，在皇帝面前指责杨继盛挑拨皇帝与两个亲王的关系。诬陷杨继盛与二王串通。刚愎自用的明世宗最忌讳大臣们越过他和自己的儿子们结交，生怕因此而产生逼宫，遂不问疏中揭发严嵩的罪状是否属实，皇帝大为恼怒，立即下旨：“这厮因谪官怀怨，摭拾浮言，恣肆渎奏。本内引二王为词，是何主意?着锦衣卫拿送镇抚司，好生打着究问明白来说!”就降旨将杨继盛逮捕入狱。在下狱两年多里，杨继盛被关进锦衣卫的特务机构镇抚司中，遭受种种酷刑，要他交代幕后主使人。杨继盛身上有着传统士大夫那种引以自豪的名节正气，始终没有屈打成招。还是被毫无根据地判处死刑。临刑前，他十分坦然，赋诗明志：“浩气还太虚，丹心照万古，生前未了事，留与后人补。”至死还在对皇上 表明赤胆忠心，没有一丝一毫的怨言。而皇帝却把他看作草芥，以为他是因贬官心怀怨恨，而诬陷内阁首辅，死得活该。这正是杨继盛的悲剧，寄希望于这样的皇帝，未免过于迂腐。

杨继盛之死，并没有使弹劾严嵩的风潮停息。接二连三的弹劾奏疏，不断地送进紫禁城，依然动摇不了严嵩的地位。上疏弹劾的官员却接连遭到惩处，不是发配充军，就是借故处死。

户部注籍已下，沈炼前往保安州为民。沈炼带着棒疮，即日收拾行李，带领妻子儿子，雇着一辆车子，出了城门，往保安进发。沈炼夫人徐氏，所生四个儿子：长子沈襄，绍兴府廪膳秀才，一向留在绍兴老家。次子沈衮、沈褒，随任读书。幼子沈衺，年方周岁。夫妇二人和三个儿子五人上路。满朝文武，惧怕严家，没一个敢来送行。真是“一纸封章忤庙廊，萧然行李入遐荒。相知不敢攀鞍送，恐触权奸惹祸殃。”

一路上辛苦，自不必说。保安州明时属北直隶，在今河北涿鹿、宣化一带，是个塞外边远地方，不比内地繁华。异乡风景，举目凄凉，何况再加上连日阴雨，天昏地黑，倍加惨戚。想租间民房居住，又没有相识的人指引，不知 何处安身是好。

正在彷徨的时候，只见有一个人打着小伞前来，看见路旁行李，又见沈炼仪表不俗，就站住细细打量了一遍，问道：“官人尊姓？何处来的？”沈炼回答说：“姓沈，从京师来。”那人又问：“小人闻得京中有个沈经历，上奏本要杀严嵩父子，莫非你就是他吗？”

沈炼说：“是的。”那人说：“久仰久仰，幸得相会。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，我家离这里不远，方便的话请你携同家眷一起到我家停下，再作打算。”沈炼见他十分殷勤，只好听从了。

走了不多远就到了那人的家。这虽然不是个大大的宅院，但也精致漂亮。那人拉着沈炼来到中间堂屋，纳头便拜。沈炼慌忙答礼，问道：“请问你是哪位？为何这样待我？”那人说：“我姓贾名石，是宣府卫一个舍人。哥哥是本卫的千户，早几年去世没有留下孩子，我就因袭了职位。只是因为严贼当权，袭职者都要施以重赂，我不愿做官了。托祖宗之福，有数亩薄田，务农度日。几天前听说您弹劾严氏，此乃天下忠臣义士也。又听说您被编册受管在我们州府，我就渴望想见一面。如今天意让我们相遇，真是三生有幸！”说完又拜了下去。沈炼再三扶起，便叫沈衮、沈褒与贾石相见。贾石又叫老婆迎接沈夫人到内宅安置。从车上拿下行李，打发车夫走了。又吩咐庄客，杀猪买 酒，款待沈炼一家。贾石说道：“这样的雨天，料想您也无处去，只好在我家安歇了。请安心多饮几杯，以宽劳顿。”沈炼谢道：“萍水相逢，就承蒙你款待住宿，如何敢当啊！”贾石道：“农庄粗粮，别嫌弃简单怠慢。”当日宾主互相敬酒，无非说些感慨时事的话。两人说得情投意合，大感相见恨晚。

过了一夜，次日一早沈炼起身，对贾石说：“我要寻所房子，安顿老小，烦请您指引。”贾石问：“要什么样的房子？”沈炼道：“只要像你们家的这一处房子，我就十分满意了，租价但凭你说定就行。”贾石说：“没关系。”出去转了一圈，回来道说：“租赁房屋倒是有的，只是龌龊低洼，一时难得中意的。您不如就在草舍权且暂住几天，我领着家小，到我岳父家去住着，等您还朝，我再回来，岂不稳当方便。”沈炼道：“已经承蒙你厚爱，岂可再占据你的家宅！这事绝对不行。”

贾石道：“我虽是村农，也知道好坏。我仰慕您是忠义之士，想为你执鞭坠镫也不能。今日天幸降临，就让这几间草房送与您做寓所，也略表我的一点敬贤之心，不要推辞。”说完，立刻吩咐庄客，推车，牵马，带驴子，一伙人把细软家私搬去，其余的生活用品，都留给沈炼日用。沈炼见他慷慨直爽，甚感过意不去，要与他结义为兄弟。贾石道：“我是一介村农，怎敢越位攀上贵戚？”沈炼道：“大丈夫意气相许，哪有贵贱？”贾石小沈炼五岁，就拜沈炼为兄；沈炼教两个儿子拜贾石为义叔；贾石也唤妻子孩子出来都相见了，两家成了亲戚。

贾石陪沈炼吃完饭，便带着妻子孩子到妻舅李家去了。自此沈炼就在贾石家住下了。时人有诗感叹贾舍人借宅之事，诗曰：倾盖相逢意气真，移家借宅表情亲。世间多少亲和友，竞产争财愧死人！

保安州父老，听闻沈经历为上本参奏严嵩老贼遭贬斥到这里，人人敬仰，都争相前来拜望。有运柴运米相助的；也有携带酒菜来请沈炼吃的；还有遣子弟拜于门下听教的。沈炼每日与这些地方上人，讲论忠孝大节及自古以来忠臣义士的故事。说到关键处，有时毛发倒竖，拍案大叫；有时悲歌长叹，涕泪交流。地方上的老老小小，听了无不欢喜。有时唾骂严贼，地方上的人齐声附和，当中如果有不开口的，大家就骂他是不忠不义。

一时高兴，以后就习以为常。又听说沈经历文武全才，都来和他学射箭。沈炼让人把稻草扎成三个偶人，用布包好做成三个稻草人，一个写上“唐奸相李林甫”，一个写上“宋奸相秦桧”，另一个写上“明奸相严嵩”，把那三个稻草偶人做个射鹄。假如要射李林甫的，便高声骂道：“李贼看箭！”秦贼、严贼，都是如此。北方人性子直，被沈经历说得热闹了，全不考虑到严家知道。世间有权势之家，报新闻的极多。早有人将此事报知严嵩父子。

严嵩父子深以为恨，商议要找个理由杀掉沈炼，才能免去心腹之患。适时正值宣大总督空缺，严嵩便吩咐吏部，让把这缺给他门下干儿子杨顺去做。吏部依言，就将杨侍郎杨顺差往宣大（即宣府、大同）任总督。杨顺前往严府拜辞，严世蕃置酒送行，席间屏退旁人耳语，托他要查沈炼过失。杨顺领命，唯唯而去。

嘉靖三十六年（公元 1557 年），杨顺到任不多时，遇上大同鞑虏俺答，率众入侵应州（今山西应县）地方，连破了四十余堡，掳去百姓无数。杨顺不敢出兵救援，直待鞑虏去后，方才遣兵调将，为追袭之计。杨顺情知丧失时机恐怕降罪，就秘密告谕将士，搜获避兵的平民，将他们剃头斩首，充做鞑虏首级，解往兵部报功。一时不知杀死了多少无辜的百姓。

沈炼闻知其事，心中大怒，写书一封，教中军官送给杨顺。中军官晓得沈经历是个揽祸的太岁，书中不知写什么话，哪里肯替他送信。沈炼就穿了青衣小帽，在军门等候杨顺出来，亲自投递。杨顺接来看时，书中大略说道：“一人功名事极小，百姓性命事极大。杀平民以冒功，于心何忍？况且遇鞑贼止于掳掠，遇我兵反加杀戮，是将帅之恶，更甚于鞑虏矣！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