道衍

道衍最后完成的撰述(1412年，道衍时年七十八岁)《道余录》，也是他自径山参禅以来就开始留意的著作。在其序言中，他解释了撰述此著的缘由说：“余曩为僧时，时值元季兵乱。年近三十，从愚庵及和尚于径山习禅学，暇则披阅内外典籍，以资才识。因观河南二程先生《遗书》，及新安晦庵朱先生《语录》。三先生皆生赵宋，传圣人千载不传之学，可谓间世之英杰，为世之真儒也。三先生因辅名教，惟以攘斥佛、老为心……三先生因不多探佛书，不知佛之底蕴，一以私意出邪诐之辞……二程先生《遗书》中有二十八条，晦庵先生《语录》中有二十一条，极为谬诞。余不揣，乃为逐条据理一一剖析。岂敢言与三先生辩也，不得已也!”[17]

值得注意的是，道衍为佛教所作的辩护，首先是从出世不离世间的立场阐释儒佛之学的同一性，驳斥了程朱有关佛教“自私”、“独善”等的批评。在性体论上，佛法的“妙真如性”实同于“性即理”;在成圣论上，佛教与儒家皆属于成圣之学，完全可以“并行而不悖”，“佛愿一切众生皆成佛道，圣人言人皆可以为尧舜。当知世间、出世间圣人之心未尝不同也”[18]。

为了阐述佛教的护世性，道衍进一步批驳宋儒一再宣称的佛教“绝伦类”、放弃“忠孝仁义”之说，这同样贯彻其出世不离世间之说。“夫佛之学，有出家在家之分焉。出家者为比丘，割爱辞亲，剃发染衣，从佛学道。在家者为居士，君臣父子，夫妇兄弟，此等事何尝无之?……佛法来中国已二千余年，山河社稷，国土人民，君臣父子，相生相养之事，何曾断绝!”[19]如大慧宗杲为，虽身在丛林，但不忘世事，实践忠孝之道，以至受秦桧之流迫害，“当时士林中称其忠孝两全”。

围绕道衍《道余录》，历史有诸多议论，其评判立场甚至截然相反。如《明史》本传述及此著时，公然称：“颇毁先儒，识者鄙焉。”[20]曾与道衍共同参与《永乐大典》编撰的张洪，其反应则更激烈，“但见《道余录》即焚之，不使人恶之也”[21]。如果说这是民间知识分子的个性立场，那么《明太宗实录》中公然诋毁《道余录》，则是官方的严肃立场。

《道余录》的撰著体例，主要是通过摘引宋儒三位大家的语录，以“逃虚子曰”的形式加以评议。随着明代儒佛交涉的深入，在学佛以知儒、学儒以知佛而达儒佛俱显的晚明思潮中，《道余录》因其辨析儒佛关系，而在王阳明良知心学兴盛一时的晚明时期产生了较大影响，远及清初时期。如顾炎武即把道衍与王阳明相提并论，称“少师之才，不下于文成，而不能行其说者，少师当道德一、风俗同之日，而文成在世道衰微、邪说又作之日也”[22]。顾氏的评判立场，较注重道衍的世功勋业，几乎没有注意到作为禅僧的道衍之于心性修炼的作用。

随着《嘉兴藏》的流传，《道余录》也得以流传到东瀛日本。1666年，《道余录》和刻本在日本刊行，并附有黄檗宗僧南源性派的跋文。性派之跋，对于道衍禅师所作的评价，几乎是袾宏之论的翻版。其文称：“少师负一世独秉之资……位极三公，而依仅一衲。每博极岁修典坟，尤留神于儒释一贯之旨。故云栖老人，向所推重，谓当代之留侯也。既而因宋儒立言著书，未觑佛之底蕴，多从一己之偏，殊阙至公之鉴，往往专以攘诋佛老为心。甚至乖违正理，流入邪途，诚可怖畏。由是少师悯之，攀条据理，逐一剖析，妙适机宜，彰明检实，诚破昏之慧炬也……可谓有功于教化矣。今世之称儒者，诚鉴未必如少师，勋业未必如少师，无论佛之底蕴，即孔氏渊源，犹未识真，每窃宋人之糟粕，当己功能，徒争门墙、虚饰局面而已。安知存心养性之道、明心见性之旨哉!”[23]

道衍之于明成祖，有如宋濂之于明太祖。在宋濂看来，护世不离护法;在道衍看来，护法更应护世。在云栖袾宏晚年所辑录的《宋文宪公护法录》序文中，钱谦益比较二人称：“抑岂知其(指宋濂，引者注)夙受付嘱，开华严法界于阎浮提，其为云龙风虎，又有大焉者乎?姚恭靖(姚广孝之谥号，引者注)之于成祖，閟现稍异，要皆后天奉时，佐二祖以章明佛乘”[24]。

姚广孝颇具文学才能，诗文俱佳。他参与《永乐大典》的修撰活动，并撰写了著名的《诸上善人咏》，称颂了一百二十三位往生净土的修行贤士。此外，尚有《净土简要录》，这是一篇有关净土修行的论述。这两部著作都完成于同一年(1381)，并被收于佛教大藏经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