潘祖荫

潘祖荫（1830～1890）清德宗时军机大臣、书法家、藏书家。

道光十年(1830)，江苏吴县有一个男婴呱呱降生了。他的出世为全家带来了无限的喜悦。这个孩子就是后来的清朝名臣潘祖荫。

潘祖荫，字伯寅，号郑庵，祖籍江苏吴县，出身于一个当时很有名望的官宦之家。潘祖荫的祖父潘世恩，为武英殿大学士，官职太傅。太傅是清代文官中最高的官职。祖父博学多才，品行端直，一生得到朝廷的恩宠。潘祖荫的父亲潘曾绶官虽不如他祖父做得大，但也是学识渊博，为人正直，受世人尊敬。他曾授四品卿衔、任内阁侍读，后又特赠三品卿衔，封光禄大夫。

潘祖荫童年时身边有两位母亲———汪氏和陆氏。都是大家闺秀，端庄贤淑，又有很高的文化修养。均赠一品夫人。潘祖荫为汪夫人所生。

潘祖荫自幼聪慧过人，很受家人宠爱，特别是祖父更视他为掌上明珠。

祖父和母亲十分注意对祖荫的教育，他们期望祖荫将来能够成为一个学识超群，品格高尚的有用之才，以报效国家，光宗耀祖。在父辈的教诲和指点下，潘祖荫从小就养成了爱读书学习的好习惯。

良好的家庭环境，给幼小的潘祖荫带来无穷的快乐，他的童年是幸福的。

然而好景不长。在潘祖荫10岁的时候，汪夫人突然病逝，这给祖荫幼小的心灵蒙上了厚厚的阴影。但更为不幸的是，不久，如同生母一般疼他、爱他的陆夫人也因病离他而去。一个尚未成年的孩子从此失去了母亲的疼爱和呵护，这个打击是何等的沉重呵!但是，残酷的现实，却使得潘祖荫过早地成熟起来、自立起来。

母亲死后，潘祖荫的学习更加勤奋，更加刻苦。他每天灯下读书，常常读到二更天才休息，有时甚至通宵达旦。

在我国封建社会，做官必须要经过科举考试。明清之后，科考制度较前更加死板僵化，以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中的文句为题，规定文章格式，称为“八股文”。文章的观点要根据宋代朱熹《四书集注》的解释，不允许作者自由发挥。因此，一般读书人为了科考应试，追求功名富贵，把精力都用在研究儒家经典，做空洞呆板的八股文上面，思想僵化，迂腐不堪。

潘祖荫读书却不拘泥俗套，而是涉猎广泛，博览群书。无论是文字学专著《说文解字》，还是历史名著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《通鉴》等，都深入研读。由于他天性聪敏，记忆力很强，又广交吴中名士，勤学好问，所以学业进步很快，积累了丰富渊博的知识，为他一生的官宦生涯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他入仕之后，即入直南书房，任翰林院编修，多次参与编纂政治、历史著作及帝王文集的编集整理，深得皇帝褒赏。又屡任考官，衡文取士，为国家选拔人才，即使象批阅公文简牍这样的日常事务，他也运笔如风，洞中利弊，显示了优良的才干。

同治元年(1862)，潘祖荫任光禄寺卿兼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时，在繁忙的公务之余，阅读了大量的史籍，对历代帝王的政治得失及前代垂帘听政的事迹作了悉心的研究，经过分类整理，进行注释和阐发，汇集成册，呈献朝廷。皇帝阅后大喜，赐名为《治平宝鉴》，并赏绫绸缎若干匹以示嘉奖。

同治二年(1863)七月，潘祖荫编写了《文宗显皇帝诗文全集》进献给皇上，皇帝十分欣赏，亲自颁赏给潘祖荫一部，又赐予他顾绣蟒袍一件，绸缎数匹。

同治十三年(1874)，任刑部尚书的潘祖荫主持编写了《穆宗毅皇帝实录圣训》一书。此书深得皇上赞赏，为此，给潘祖荫加官一级。

光绪二年(1876)六月，任礼部右侍郎的潘祖荫又编写了《穆宗毅皇帝全集》。皇帝赏赐他袍褂、帽纬等物。

潘祖荫一生中还曾多次参与乡试复试阅卷;会试复试、朝考、散馆阅卷;殿试读卷、阅卷;以及优贡朝考、拔贡朝考、考试御史、考试学正、学等等阅卷。由于他具有较高的论断古今、剖判是非的能力，他所批阅的试卷，评价公正而又不拘一格，分析精当;他所推荐的考生，大都成为朝廷的栋梁之材。

光绪十一年(1885)八月，时任顺天乡试正考官的潘祖荫，曾奉旨商协江西学政陈宝琛奏请以已故名儒黄宗羲、顾炎武从祀文庙一事。“文庙”即孔庙。因为唐宣宗时封孔子为文宣王，孔庙即被称为文宣王庙。明代后简称“文庙”。

黄宗羲是明代著名的史学家。明亡后，他隐居著述，治学严密平实，熟悉明朝历史掌故，对史学、天官、地志，九流百家之学，无不研精深思。撰述异常丰富，有《明夷待访录》、《宋元学案》、《明儒学案》等。顾炎武也是明末杰出的思想家，同时又是一位卓越的史学家。明亡之后，他痛感士大夫民族气节丧尽，倡导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之说，以激励人们的爱国思想和志气。在学术上，他主张学以致用为本，反对空谈心性，认为“文须有益于天下”，反对一切神怪无稽、剿袭佞谀之文。他学问渊博，对经史、典制、郡邑掌故、天文、仪象、河漕、兵农，莫不穷究原委，著述也很丰富，有《日知录》、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、《肇域志》等。

陈宝琛的奏折，在宫中引起很大争议。许多人表示反对。皇帝亦不知如何是好。潘祖荫则力排众议，说古论今，旁征博引，用大量的理论和事实说明了以黄、顾二儒从祀文庙的合理性和意义。他认为，第一，黄宗羲与顾炎武有阐发儒家经典，弘扬儒家道统之功，他们学问精纯，见解卓越，在历史、音韵、天文、地理等各个学术领域都有杰出的建树，开清代朴学风气之先。因此，从学术的师承传授意义上应当以黄、顾二人从祀文庙。第二，黄宗羲、顾炎武痛斥宋明心性之学的空疏枝蔓，提倡务实致用的学风，他们所撰述的《日知录》、《肇域志》、《明夷待访录》等学术著作，同样也着眼于国计民生，政治得失，为后世治国理政者所取法与借鉴。因此，理应以黄、顾从祀文庙。第三，黄宗羲、顾炎武的学术成就与地位，在清朝所修的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以及《钦定国史儒林传》中，都得到高度的赞扬和肯定，并为一些贤臣所推重。因此，以黄、顾二人从祀文庙顺乎人心。

由于种种历史和现实原因，以黄宗羲、顾炎武从祀文庙的奏议最终未被批准施行。但这也表现了潘祖荫的广博学识，对学术发展的深刻见解和对文化建设的高度重视。

潘祖荫才华横溢，兴趣广泛，在不少方面都有较深的造诣。

他很喜欢书法。少年时代就已经精通楷书，写的楷书，为许多成年的文人叹服。他的祖父常引以为自豪。中年以后，又迷上了临摹《书谱》。他给自己规定了每天必写的张数，持之以恒，从不间断。有些书法珍品，流传于世，深受人们的喜爱。

他对金石文字亦有很浓厚的兴趣。自咸丰甲寅年(1854)，就开始收集大量的朝鲜碑刻及部分日本碑刻，进行了认真的考证和研究，辑为《海东金石录》二十四卷。

潘祖荫还十分爱好收藏金石文物，尤其醉心于彝器的收藏和研究。彝器是古代宗庙里常用的礼器。只要他听说有彝器出土，便解囊购之，不论花多少钱也不吝惜。有时为了收购这些东西，不惜倾其衣物。他所收藏的钟、四齐、史颂鼎、匽侯鼎、盂鼎、善夫克鼎，都是稀世之宝，并曾辑成《攀古楼金石款识》二卷。

除此而外，伴随潘祖荫一生的喜好，便是吟诗作文，他一生写过若干卷诗文，常以诗文赠友、会友。读过他的诗文，可深刻地感受到他文思敏捷、兼工诗词，辞采艳丽发越。他一生耽嗜汉学，所刻书目达近百种，为文化学术的研究作出了贡献。

由于潘祖荫聪明好学，刻苦勤奋，所以他的学识、文思、才艺在当时的清代大臣中是屈指可数的。他的这些超人之处，使他得益于一生。光绪皇帝曾赞谕道：“工部尚书潘祖荫学问渊通，才猷练达。”

潘祖荫生长于学风浓厚的仕宦之家，从17岁开始参加乡试到故去，他科考顺利，仕途通达。

道光二十六年(1846)，潘祖荫17岁，他以国子生参加了顺天乡试，挑取为謄。道光二十八年(1848)，在其祖父潘世恩80寿辰时，皇帝赏赐祖荫为举人。两年后，他考取了国子监学正学。咸丰二年(1852)，23岁的潘祖荫在咸丰壬子科会试中获第9名，同年还取得了殿试一甲第3名的好成绩，授职翰林院编修。从此，潘祖荫踏上了仕途，开始了四十年的官宦生涯。

咸丰四年(1854)至咸丰十一年(1861)，潘祖荫先后任国史馆协修、侍读候补、实录馆编修、功臣馆纂修、会考同考官、咸安宫总裁、文渊阁校理、日讲起居注官、侍读学士、国子监祭酒等职。

在这段时间里，潘祖荫施展其出色的文才，尽忠尽职，多次受到朝廷的褒奖。咸丰六年(1856)十二月，潘祖荫因捐赠军饷被皇上赏戴花翎。咸丰九年(1859)大考时，荣获二等，皇帝赐其文绮作为奖励。

咸丰十一年(1861)夏天，咸丰帝病死在热河，载淳继位，改年号为“同治”。这时潘祖荫32岁，任宗人府府丞。之后，他的职务不断变化、迁升。

在同治皇帝统治的13年中，潘祖荫历任光禄寺卿兼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、山东乡试正考官、工部、礼部、吏部、户部左右侍郎以及武乡试副考官、武会试副考官、顺天乡试副考官等职。

同治十一年(1872)同治皇帝举行大婚时，由于潘祖荫工作勤恳，业绩突出，赏潘祖荫头品顶戴。

同治十三年(1874)十二月，做了13年傀儡皇帝的载淳病死。当天，年仅4岁的载湉被迎进宫中，正式继位，这就是光绪皇帝。

光绪元年(1875)三月，潘祖荫被授予大理寺卿。至八月，先后任礼部、刑部右侍郎。十月，任武乡试正考官。3年后，任武会试正考官。

光绪五年(1879)三月，潘祖荫升为工部尚书，次年调任刑部尚书，授军机大臣。后又任礼部尚书、兵部尚书、户部尚书，管理八旗官学大臣、顺天府府尹等职。

潘祖荫和他的同仁相比，可以说官运一直是比较畅通的。但也并不是时时得意。

同治八年八月，由于中试举人徐景春试卷文理不通，言词荒谬。时任顺天乡副考官的潘祖荫受到牵连，降职二级，调离使用。后又因户部的堂印丢失而革职留任。皇帝虽下旨赏其编修一职，但时隔不久，因报销银两问题，受到牵涉，再一次受到处分，以三品京堂候补。

当然，潘祖荫遭受的这点挫折，在动荡不安的社会中，在他漫漫的官宦生涯里，是微不足道的。

潘祖荫做官40载，历仕咸丰、同治、光绪三朝，深受知遇。可以说是一生高官厚俸。但他生活得并不轻松，因为他所处的时代，正是大清王朝的多事之秋。

道光二十年(1840)，英帝国主义挑起了鸦片战争，自此，中国开始遭受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侵略与掠夺。从一个独立的国家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。咸丰年间(1851)，洪秀全领导了金田起义，爆发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波澜壮阔的农民运动，这场运动长达25年之久。太平天国提出的“人人平等”的革命纲领，严重地打击了封建主义专制统治。受太平天国运动影响，我国北方诸省又发生了捻军起义，极大的震撼了清王朝的统治地位。再加上水灾、旱灾连年不断，百姓民不聊生，怨声载道，内忧外患接踵而来。

潘祖荫自幼接受正统的封建忠孝教育，认为当官就应尽忠报国，爱民如子。因此，作为朝廷命官的他，面对国家的灾难、百姓的困苦，常常寝食难安，坐卧不宁。为了社稷的安危存亡，为了巩固清王朝的统治，他忠心耿耿，呕心沥血。为了解除百姓的苦难，他也是经常不辞劳苦，终日奔波。用封建统治阶级的标准来看，潘祖荫的确称得上是一个好官，一个清官。

但是，清王朝的大势已去，任何人都无法挽救一个腐败透顶社会的没落，靠一君一臣的能力又岂能奏效。因此，潘祖荫虽竭尽全力辅佐皇上，希望兴利除敝，以达中兴之治，但终究没能挽救清王朝一步步走向灭亡的命运，最终还是抱憾而死。

潘祖荫为官几十年，始终关心清朝社稷的安危。他注意了解下情，洞察时弊，敢于直言进谏，经常上疏朝廷，对国家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等重大事件和决策，及时提出自己的主张或建议。

太平天国运动的蓬勃发展，严重威胁着清政府的统治，而与太平天国作战的八旗军、绿营兵却节节败退，咸丰皇帝为此又惊又气。与此同时，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逐渐发展壮大起来，成为镇压太平天国的重要武装力量。

咸丰十年(1860)三月，湖南举人、湘军的骨干人物左宗棠被人污陷，湖广总督官文上奏皇帝要求严厉惩办。咸丰皇帝不分是非曲直，下旨立即密查，如果发现左宗棠确有不法之事，就地正法。当时许多人都知道左宗棠是被冤枉的，但因惧怕而不敢言，心里急得油煎火燎。这时，任大理寺少卿的潘祖荫急奏皇上，力保左宗棠。他说，左宗棠的军队不仅在湖南屡建战功，同时还多次援救过江西、湖北、广西、贵州等省的军队，立下不少战功。这不仅因为左宗棠占据着有利的地势，更重要的是他指挥有方。如果杀掉左宗棠，湖南无人支持，必至倾覆，东南大局将不堪设想。他见皇上仍犹豫不决，又连续两次上疏，再三恳请皇上，不要听信奸佞的谗言，为了大清江山，定要重用栋梁之材。后来肃顺等人也趁机进言，为左宗棠开脱，皇帝终于被说服，下令撤销此案。左宗棠避免了一场大祸。时隔不久，左宗棠便奉旨以四品京堂随曾国藩管理军务了。

不久，潘祖荫又根据战局的发展，向皇帝提出了加强四川军事防务的奏章。在与太平天国的战斗中，咸丰帝已看到那些曾经为大清王朝开拓疆土的八旗军、绿营兵已无力完成镇压太平天国的重任，不得已重新使用古老形式———办团练。这种形式在最初与太平天国的斗争中，确实发挥了一定的作用。在团练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湘军，还一度成为清政府依靠的重要武装力量，战斗中曾多次获胜。但随着战局的发展，情况越来越不利。咸丰九年(1859)冬天，东南数省悉被太平天国占领。咸丰十年(1860)，太平天国又发动了强大攻势，一举摧毁清政府经营多年的江南大营，并乘胜前进，连取苏州、常州。面对这种国势颓衰的时局，潘祖荫提出了“救时八策”和“团练章程十二条”，简短精炼，切中时弊，给整日陷入焦虑之中的咸丰皇帝以很大的启发。

咸丰十一年(1861)七月，咸丰帝病死，同治帝登基。十月，朝廷举行文宗显皇帝郊配大礼，也就是为刚死去的皇帝举行祭奠仪式。大礼之后，同治皇帝回到北京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惩治奸佞，整顿纲纪。此时，潘祖荫应诏陈言，便趁机提出了自己思虑已久的政治主张，即：“劝圣学;求人才;整军务;裕仓储;通钱法。”

中国历代封建王朝，除通过科考得官以外，自古就有所谓的捐纳制度。即有钱便可买官做，小官则可以花钱买大官。清袭古制，凡有足够的钱，无论其人德行才智如何均可买得官做。官既是花钱买来的，多数人一旦走马上任，便如狼似虎，捞本赚利，胡作非为，极大地加剧了清朝吏治的腐败。咸丰统治时期，整个官僚阶层腐朽堕落，寡廉鲜耻，大多苟安其位，以保身家利禄，极少有人顾及国家的安危和百姓的死活。面对这种状况，一些有识之士痛心疾首。潘祖荫更是如此，他对这种贪败之风深恶痛绝。他在“求人才”的政治主张中，大声疾呼，要巩固国家的统治，人才是第一位的。他说，如今国家正值多事之秋，用人尤为重要。国家之大，何才没有!应该让朝廷大小诸臣，各抒己见，各举所知，广开言路，凡是学识超群者，皆应破格录用，而身在要位却不称职者坚决罢黜。他建议，今后所有上报的封奏，朝廷都应认真批发，有用的积极采纳，无用的立即退还。这样坚持下去，邪气就能受到抑制，正气就可得到伸张。

在朝廷中颓败贪戾之风日甚一日的情况下，军队内部也是腐败到了极点。人浮于事，结党营私，高级将领之间互相倾轧，使得营务废驰，军心涣散，甚至面对外来进犯，有些把持军事大权的人物却纵敌养寇，坐失良机。朝廷中许多人对此熟视无睹，置若罔闻。潘祖荫却对这种局面怒不可遏，他怀忠愤发，度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，写出了一份份的奏章，历数那些权奸的罪状。他吁请朝廷下令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