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慧普觉禅师语录选译

《大慧普觉禅师语录》是中国禅宗众多语录中的一部，而且是相当重要的一部。它批判总结了历代禅学流派，建立起新的禅学体系，影响了此后整整八个世纪的丛林佛教。

由于寺院经济的繁荣发达，部分禅僧经济地位、生活条件的变化，以及文人士大夫参禅学佛队伍的日益扩大，语言文字广泛应用于僧俗交游，“文字禅”已逐渐成为宋代丛林佛教的主流。

“文字禅”违背禅宗成立时的主旨和意愿，含有以文字教禅和从文字悟禅取代直指人心、明心见性、当下顿悟的错误倾向。禅僧由此而走上追求华丽辞藻，不问觉悟与否的道路。这种情况，早在宗杲之前，已为部分禅师所洞察，并力图予以纠正。如黄龙慧南曾指出：

二十八祖，递相传授。洎后石头、马祖，马驹蹋杀天下人；临济、德山，棒喝疾如雷电。后来儿孙不肖，虽举其令而不能行，但逞华丽言句而已。（《黄龙慧南禅师语录》）

他以破除文字禅、复归临济禅自命，创立“三转语”即“黄龙三关”来接引禅僧。虽然他的目的未能达成，但用意十分清楚。

大慧宗杲有鉴于文字禅的继续发展，为克服禅僧以指为月、记诵文字语句的流弊，焚烧《碧岩录》刻板。这一举动似乎不近情理、过于偏激，但他的用意同样十分清楚，因此同样受到有识之士的赞许。

《大慧语录》的核心是以“看话禅”反对、批判各种形式的“文字禅”以及它的另一极端“默照禅”。但是《语录》本身，便是一部文字禅；即使大慧无意为自己留下一部“语录”，但以他命名的《语录》确已存在了八个世纪。这说明，文字禅在当时已成为历史的趋势，任何人为的努力，都无法改变、阻挡这一历史趋势。禅僧生活方式和修养方式在入宋以后的变化，决定了禅学思想和禅学形式的变化。

但是，大慧宗杲毕竟是一位杰出的禅师，负有特殊的历史使命，所以他能始终站在宋代禅宗界的前列，以勇于进取、不守成规的精神，对时下流行的各种形式的文字禅展开无情批判。

他所创立的看话禅，充满着禅学革新的气息、中兴禅宗的激情。他针对“近代佛法可伤。邪师说法，如恒河沙，各立门风，各说奇特，逐旋提合，疑误后昆，不可胜数”（《语录》卷十四）的弊病，提出以“疑”为先决条件之一，展开对新禅学的大胆探索。

他反复指出，“千疑万疑，只是一疑。话头上疑破，则千疑万疑一时破；话头不破，则且就上面与之厮崖”。这里，“疑”字本身便包含着对时下各种禅法的检讨和否定，包含着对新禅法的追求和信心，具有积极进取的意义。宗杲的这种精神与当时佛教界的保守气氛形成鲜明对照，从中可以看出他对宋代佛教的特殊贡献。

大慧宗杲的这种进取精神，从禅学继承角度讲，当与临济义玄的思想一脉相承；《大慧语录》表达的内在精神境界与《临济录》颇为一致。

《临济录》的核心思想，是要求禅僧站稳脚跟，确立主体自我的地位。临济宗在唐末五代特定的社会环境下，强调反对权威、反对时尚、争取自由。义玄曾大声疾呼：“夫大善知识，始敢毁佛毁祖，是非天下，排斥三藏教，骂辱诸小儿，向逆顺中觅人。”义玄又一再教导弟子，要他们求取“真正见解”，做一个“真正学道人”，其中蕴含着不苟于他人之见，敢于向真理迈进的理想。

临济宗之所以在五家禅中影响最为广泛久远，原因之一，是它坚持了自信（即“疑”）的立场，发扬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。受文字禅的侵蚀，宋代杨岐派和黄龙派下的部分禅僧开始抛弃义玄确立的精神和风格。虽然如此，也仍有个别中坚没有丧失传统的进取精神，如圆悟克勤曾教导僧俗弟子们说：

如何是大丈夫事？直须是不取人处分，不受人罗笼，不听人系缀。脱略窠臼，独一无侣，巍巍堂堂，独步三界，通明透脱，无欲无依，得大自在。（《圆悟佛果禅师语录》卷十三）

由义玄开创的自信、自主的禅学精神，经过一些中间环节后，终于在宗杲的看话禅中，得到了重视。这是禅宗思想中极有价值的部分。宗杲以后，随着士大夫佛教的相对繁荣壮大，这种禅学精神逐渐向士大夫方面转移，从而出现像李贽、袁宏道那样的反潮流者以及明末遗民禅学。

为了克服禅学弊端，大慧宗杲有意识提倡士大夫禅学，扩大看话禅在士大夫中的影响。这是他对禅宗的又一贡献。通过士大夫禅学这一媒介，把禅进一步推向社会，使之更为通俗化、社会化。

中国是大乘佛教相当发达的国家，在“世间即出世间”这一大乘理想的指引下，士大夫佛学一向十分盛行。中唐以后，禅宗崛起，文人士大夫与佛教关系的重心转向与禅宗僧侣的交往上，参禅问道成为时代风尚。两宋是官僚士大夫参禅活动最为盛行的时期，禅宗在宋代之所以能保持相对繁荣局面，官僚士大夫的支持是其重要原因，由于僧侣佛教自身的衰退，士大夫禅学也就显得十分突出。

《大慧语录》表明，宗杲对士大夫禅学倾注了极大的热情，给予了高度的重视，从而促进了士大夫禅学的继续兴隆和高涨。宗杲所倡的“看话禅”以及身体力行的“忠义之心”说，都是与士大夫禅学联系在一起，并且在与士大夫的长期交往中反复申述、完善的，或者说，它们本身就是士大夫禅学的主要组成部分。宗杲的毕生事业，始终与士大夫联系在一起。他并非纯粹的宗教理论家，而是将禅学理论与僧俗禅学实践紧密结合的禅师。

宗杲所处时代，禅宗各家纷纷以主动姿态与官僚士大夫结交，以取得他们的“外援”。从汾阳善昭创立“颂古”到圆悟克勤编集《碧岩录》，是临济宗禅师们寻找的一条与士大夫交往的新渠道；宏智正觉以“默照禅”接引学人，是曹洞宗开辟的另一条吸引士大夫禅学的路子，它有效地迎合了士大夫们“厌闹求静”的心理。

默照禅在当时是与看话禅并行的禅学流派，它的思想不仅对部分禅僧有吸引力，而且更加受到士大夫的欢迎，把它视为躲避社会现实的场所。所以，在正觉住持天童寺期间，追随的僧俗经常数以千计，成为禅宗的又一修习中心。

宗杲清楚地看到默照禅的缺点，他以佛教事业的大局为重，不惜花费极大精力，指出士大夫投身默照禅的错误所在，对大批士大夫的错误认识予以纠正。宗杲以后，看话禅在禅僧和士大夫中的影响不断扩大，及至明清时期，已对默照禅取得压倒的优势；曹洞宗的一些派系，甚至改而以临济宗的看话禅为传授内容。

如明代曹洞宗无明慧经禅师认为，禅者“不须念经，不须拜佛，不须坐禅，不须学文字，不须求讲解，不须评公案，不须受归戒，不须苦行，不须安闲”，要紧的是“看个话头”，这是通向解脱的“最是省力”的道路。他提倡与宗杲相似的看话禅，说：

于一切处，只见有话头明白，不见于一切处，倏然一时，瞥地，如日升空，十方普尽大地是个话头。所谓打破大散关，直入解脱门。到恁么时节，方是得力处。故云，得力处便是省力处也。（《无明慧经禅师语录》卷一）

慧经弟子无异元来也主张，禅僧应在看话上下功夫。他说“欲明这个说话，把万缘放下，单单只究此事”；“莫说此事是难，便生退屈；若生退屈，百劫千生无由解脱”。（《无异元来禅师广录》卷四）

由于大慧宗杲的不懈努力，很大程度上挽救了禅宗的危机，扩大了士大夫禅学的社会影响，在禅宗史上留下重要的一页。又由于士大夫禅学的深入展开，佛教的影响更广泛地深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，从而，佛教作为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也就有了更为坚实的社会基础。

《大慧普觉禅师语录》是距今八百年前的禅宗大师的语录。今日世界与宗杲所处时代，已经相去遥远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。《语录》所反映的思想，因受时代的局限，已很难完全适应现代人类（包括出家人）的实际需要。但是，《语录》中表达的一些基本观念，对于现代社会来说，仍然是有意义的。试从以下两方面考察。

第一，有助于净化人生。

近代以来，科学技术飞速发展，在人们对物质文明的依赖不断增强时，精神文明却日益为人们忽视，乃至遭受玷污和践踏。在科学进步和物质繁荣的掩盖下，人类面临着严重的挑战。由于人们片面追求物质享受、沉湎于声色之乐，因而导致精神生活的空虚和迷惘，造成思想和行为的失调；和谐的社会变成尔虞我诈的角斗场，美好的人生成为名利、地位的牺牲品。

这种在现代文明下潜伏的危机，早已引起当代东西方一批著名学者的重视，并得出共同的结论。如池田大作认为，危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：一是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破坏，因而随时存在着遭受自然界报复的危险；二是人自身精神生活的荒芜，心理失调，道德沦丧，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。

佛教禅宗并不反对物质文明。大乘佛教的出发点是“世间即出世间”，认为佛教也应掌握工巧技术医方明，以提高社会生活水准，饶益众生。百丈怀海根据这一原则，创制《百丈清规》，提倡“一日不作，一日不食”。但是，佛教禅宗坚决反对执着于物质利益，并主张通过强化精神修养来对治贪、嗔、痴三毒，以净化人生。

大慧宗杲一生的道德学问，不仅深深地感动了当时的僧俗两界，而且也足以感动今天的人们。他曾指出，宋代丛林在自身建设上存在着严重问题；由于与世俗的交往，禅僧普遍盲目外向追求，忽视内在的精神修养。他说：

此见丛林凋丧，学者不顾道德，少节义，无廉耻；讥淳素为鄙朴，奖嚣浮为俊敏。（《禅林宝训》卷三）

他在提倡士大夫禅学的过程中，一方面指出，学禅应该既“不为功名所移，不为富贵所夺，亦非有意轻功名富贵”（《语录》卷二十八《答汪状元（圣锡）》），主张以平常心泰然对待功名富贵；另一方面则强调，“做得官小底人我小，做得官大底人我大”（《语录》卷二十八《答吕郎中（隆礼）》）。为什么？原因很简单：

世间愚庸之人，饥寒所迫，日用无他念，只得身上稍暖、肚里不饥便了。只是这两事，生死魔却不能为恼。以受富贵者较之，轻重大不等。受富贵底，身上既常暖，肚里又常饱，既不被这两事所迫，又却多一件不可说底无状，故常在生死魔网中无由出离。（《语录》卷二十七《答汪内翰（彦章）》）

这就是说，富贵士大夫与平民小百姓由于物质生活、社会地位方面的不同，从而造成他们在禅悟方面的差异。换一句话说，腰缠万贯而功名利禄之心很重的人，总比他人“多一件不可说底无状”，贪欲、烦恼也必然随之增长，从而成佛的可能性变小，而生死轮回的机会增加。

宗杲一再告诫官僚士大夫，要将“生死”两字紧贴在鼻尖上，就是希望他们生前多行善事，少作恶业，以免临终时不得安宁，手忙脚乱，像落汤螃蟹一般。功名、利禄、财色犹如过眼烟云，人们倘若迷恋于富贵淫欲，不仅无法得悟，相反为阿鼻地狱所接纳。

《大慧语录》给我们指出了净化人生的必要性和途径。当今中国，由于受西方物质文明和人生哲学的影响，人们内在的精神生活日趋贫困。许多人在富贵利禄的诱惑下丧失理智，不能保持“平常心”，从而道德堕落、纸醉金迷，贪污受贿、盗窃诈骗，作奸犯科、无所不为。

《大慧语录》向我们提出，要净化人生，首先要从净化人心做起。每个人都有必要躬身自问，自己是否协调、平衡了物质与精神，权利和义务，以及个人与社会的关系？是否以“平常心”去看待社会和人生，看待周围一切？是否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为功名、利禄、财色所动？要知道，多一分精神生活就少一分物质追求；多一分贡献就少一分贪欲；多一分义务就少一分烦恼。日长月久，人心净化有期；人人如此，人生净化有期。

第二，有助于增强个人和民族的自信。

宋代禅僧和士大夫禅者因受社会环境影响，未免感染上消极、颓伤情绪，缺乏进取之心，不是和光同尘，为俗世利益而奔竞，就是墨守成规，不图禅学革新。面对这一现状，大慧宗杲挺身而出，担当起挽狂澜于既倒的重任，并以其强烈的批判精神和高度的自觉自信，为一代禅者树立了榜样，同时也给现代生活中的人类提供了启示。

自力、自信、自悟，这是临济禅的一条重要原则。宗杲的“看话禅”，随处都体现着这样一条原则。宗杲认为，在看“狗子无佛性”话头时，应该从“疑”出发，透过疑团，便可以从生命的深处洞彻宇宙人生的奥秘和本质，彻底摆脱现象世界的束缚和个人生死烦恼的干扰，获得解脱。

他指出，禅悟并不依赖他人的指点、传授，不因外向驰求而得；禅悟必然是自力、自信下的“自悟”“亲证亲悟”，只有这样的悟才是最可贵的。他说：“此事唯亲证亲悟始是究竟”（《语录》卷十九《示东峰居士（陈通判次仲）》）；“禅有传授，岂佛祖自证自悟之法？”（《宗门武库》）他谆谆告诫弟子辈，在确立“决定信”即坚定不移的信心、信念之后，致力于发掘“自家屋里事”，最终能达到觉悟。

宗杲上述思想，对于现代出家人来说，无疑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。虽然自宋代起，净土他力信仰逐渐向佛教各宗传扬，并在明清以后取代各宗地位；加之近代物质文明的进程，僧侣生活习惯的变化，都有可能妨碍僧众在自力、自信条件下的自悟。

但是，宗杲自力、自信、自悟的原则没有过时，它对僧众日常修行的指导意义仍然存在。对于现代民众来说，这一原则也具有某种间接的、类似的意义，即教育我们，继续保持民族自尊心，确立民族自信。

在宋金对峙时期，宋对金的战争无疑具有反侵略的正义性，因而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。岳飞等抗金名将在战场上的节节胜利，符合人民的利益，维护了民族的尊严。至今为止，国人对岳飞和秦桧仍然爱憎分明。这说明，历史问题和社会现象虽然复杂，但毕竟有一个基本准则；人生道路虽然坎坷不平，但做人的标准不能抛弃。

大慧宗杲在民族危亡之际，广泛结交忠义士大夫，借“看话禅”之名，大力伸张民族大义，宣传爱国思想，给同时代的僧俗两界以极大精神鼓舞。甚至当宗杲圆寂之前，他仍然惦念着国家和人民的安宁。据《大慧年谱》隆兴元年（公元一一六三年）记载：

三月，闻王师凯旋，作偈曰：氛埃一扫荡然空，百二山河在掌中；世出世间俱了了，当阳不昧主人公。

（八月初九）亲书遗奏曰：臣宗杲深荷圣恩，今年已衰，遂辞圣世。伏愿陛下为天下生灵保卫圣躬，力致太平，永光佛法。

他因“闻王师凯旋”而喜形于色，又因为“力致太平”、为“天下生灵”而念念于怀。

直至近现代，爱国禅僧仍不断涌现。如敬安和尚，生平以诗结交海内贤豪，并于清末写下“我虽学佛未忘世”“国仇未报老僧羞”等爱国名句，被人传颂至今。又如圆瑛和尚，于抗日战争期间，住持上海圆明讲堂，曾组织僧侣救护队，办难民收容所，并赴南洋募集经费援助抗战。一九三九年回国后，为日本宪兵逮捕，以“抗日救国”问罪。日本宪兵队曾诱迫他合作，遭到严厉拒斥。

今日世界，是一个多元发展的世界，不同的政治制度、经济体制、文化形态同时并存。各国、各民族之间的和平交往在发展；与此同时，各国、各民族也正以自己的民族传统文化为背景，开拓着独立自主的道路。现代西方文明，在科学技术、经济领域又有新的进展，但也暴露出伴随而来的许多弱点。唯有自我觉醒，开发人人本具的光明佛性，那么，许多纷乱争斗的现象，必定能够得到圆满的答案。